选取中部A市2010年至2019年之间跨度10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最终收集的数据集包含4位书记、6位市长的大约七千条履职信息，总字数合计约273万字。
外地调任来的市长更多关注指导创新创业、城镇化建设等工作，在推进政府改革等事务上投入相对较少。
55岁以上的书记和市长都在指导环境治理工作上明显更加积极，在指导城镇化建设工作上的行为比例则显著低于55岁以下的市长。
中国地市一级党政官员，每天在干什么？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工作重点会有什么变化？不同年龄和来源的官员，他们的行为模式会有什么差别？
作为政治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杨泽森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王心怡天然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做研究时发现了中部某省A市在2010年-2019年间记录市委书记和市长工作、调研和出访等行为的大事记，总共有七千多条履职记录，273万余字。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2025年6月，他们发表了共同署名的论文《地方主官履职行为及其模式研究——对中部A市的长时段分析》，刊登在学术期刊《公共管理评论》上。以下是南方周末与杨泽森的对话。
“关注什么”和“做什么”
南方周末：怎么找到A市这个样本？
杨泽森：这是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做另一个研究时需要浏览地方政府资料，发现了A市发布的党史大事记数据。从2010年7月开始，A市市委通过当地党史网，每月都会定期发布市委书记、市长日常履职行为的大事记，详细记录了市委书记和市长调研、出访之类的行为，是我见过记录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最详细的资料。
南方周末：对于地方官员他们在做什么，此前学界的研究似乎并不多。
杨泽森：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政治研究里关于官员最有名的理论就是周黎安等人提出的晋升锦标赛理论，上级政府考核下级官员时，用标尺比较的方式去考评下级官员，主要依据就是下级官员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谁做得更好，就给谁更大的晋升机会，从而就形成了竞争氛围。
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大家关注地方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能让其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中间存在环节的缺失。激励面向官员，而研究的落脚点则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样。也就是说，从官员激励到地方政府的政策中间，我们不知道官员到底在做什么。
最近几年中国政治研究里，有很多在研究官员的注意力。注意力，也就是官员在关注什么，学界一般通过官员的批示或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但官员在“关注什么”和“每天在做什么”，是两件不同的事。注意力确实很重要，它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但要是从官员履职情况来看，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官员在做什么，目前一些基本事实还不是很清楚。高层级官员会有比较密集的动态报道，但对于占比最多的中下层级官员，研究数据比较稀缺，很多研究都是基于理论猜想的推测性分析。
南方周末：A市大事记的数据，可以用来验证目前提出的一些理论猜想吗？
杨泽森：这篇研究主要价值就来自于数据本身，我们没有做过多理论上的处理，而是从事实上呈现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上的变化。既然已经有一些猜想和推测性结论，那就可以直接用数据检验。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好奇，比如地方官员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被安排好了？不管谁做地方主官，行为模式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人由于本身有自己的特质，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
南方周末：研究选取的样本量有多少？
杨泽森：我们抓取了A市大事记中的所有记录，考虑到2020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可能会对官员行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选取了2010年至2019年之间跨度10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最终收集的数据集包含4位书记、6位市长的大约七千条履职信息，总字数合计约273万字。
南方周末：从宏观政治经济周期来看，从2010年到2019年有什么显著变化？
杨泽森：在政治领导类履职行为方面，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精神、落实上级巡视等行为随着时间推移有明显的强化。落实上级巡视作为市委书记的一种主要履职行为，可以发现迎送监督检查、落实整改意见日益成为高频出现的类目。
这些趋势性特征都佐证了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加强总体调控的方式强化对地方的规范和引导。
书记与市长的关注重点不同
南方周末：对于抓取的这么多数据，你们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杨泽森：我们采对主官履职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分了20种类型。总体来说，市委书记履职行为中占比最高的是“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精神”类行为，其次是调研考察、指导城市建设工作等。和市委书记相同，市长履职行为中占比最高的同样是“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精神”，但在其余履职行为上有不同的侧重。
他们履职行为的差异也反映了统一领导下职责分工侧重的不同，市委书记更加关注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方面，而市长更侧重于城市发展、经济建设等。
南方周末：经济政策在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杨泽森：随着时间推移，指导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和招商引资这四项同为书记、市长主要履职行为的类目都呈下降趋势。当然，这个结果不能理解为行为数量下降，而是履职行为占比的变化。这更多意味着在多元政绩竞赛格局下，地方官员做的工作会更分散，不会像以前，只把经济抓好就行，其他不用花费太多精力。关注度提升明显的主要反映在一些强问责领域，比如说环境问题，同时成为书记和市长履职中不断增强的板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在社会治理与服务领域的行为明显增多，包括指导基层社会治理、慰问群众和指导农业农村工作。
南方周末：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官员的履职行为？可以从哪些角度分析？
杨泽森：地方官员的行为主要来自于三个层面上的因素。首先是宏观层面上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说，影响有三方面。一是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早些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近年来的工作目标更加多元，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到还要兼顾社会保障、民生等工作。二是激励机制的综合化，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综合使用；三是央地关系，中央强化顶层设计，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这也值得讨论。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官员任期，另一个是官员个体的特异性。
从官员履职的周期性特征看，由于地方官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拔或调任，事实上总是在非确定任期的预期下去做事。这种情况下，官员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想，例如认为地方官员会在任期之初大搞工程建设，也就是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让自己的工作成绩尽早呈现出来被看到。
南方周末：同一个官员在任期内不同阶段，履职行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杨泽森：在任期对履职行为的影响上，我们对书记和市长的行为做了分开讨论。随着任期延续，书记会更多做调研、亲近社会，做一些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的工作，降低招商引资、指导城市建设这类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行为。
而市长则倾向于在任期后段加大推进政府改革工作力度、指导重点项目和国家级新区工作，减少调研行为。也就是说，在城市建设工作上，在任期内呈现先升后降，又在任期末上升的“U”形趋势。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任职末期，市长和书记的工作重心会有区别？
杨泽森：这和考察官员的方式变化有关系，十八大后对官员的考察变得越来越全面，对地方的民生工作也愈发看重。另外书记和市长的激励模式并不完全一样，两者在工作上也有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书记的政治职能更强，随着任期延伸，会更多关注社会治理。
而对市长而言，在城市建设上的投入度随着任期呈“U”形趋势。这是因为官员倾向于在任期之初快速积累政绩，到了任期中后段，有可能是因为官员政绩还是没有被看到，这时候会推动新一轮的城镇化或城市建设等，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本地升迁者和异地调任者不同
南方周末：前面你提到了官员个体的特征也会造成履职行为差异。具体怎么说？
杨泽森：我们关注了两个变量，一个是自然属性中的“年龄”，另一个是后天经历中的“官员来源”，也就是官员是外地调任还是本地升迁的。
首先，年龄本身是比较好地反映官员受到激励程度的变量。官员越年轻，未来晋升机遇更高，激励措施的影响就越强。年龄越长，对未来晋升预期会降低，比较不同年龄的官员，就能反映出激励措施会不会影响他的行为。
我们发现，55岁以上的书记和市长都在指导环境治理工作上明显更加积极，在指导城镇化建设工作上的行为比例则显著低于55岁以下的市长。此外，临近退休时，招商引资、慰问群众、外事活动等工作上占比就不高，市长也更少进行区域间合作及考察等工作。
另外，本地升迁的官员和外地调任的官员，本身在激励上也存在区别。外地官员更多会是上级出于某些目的调派到下级，因此政治前景一般要更乐观一些，这两个群体会面临不同激励因素的影响。分析数据发现，外地调任的书记在招商引资、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精神以及调研考察上显著更积极，在指导环境治理工作上就相对占比较少；外地调任来的市长更多关注指导创新创业、城镇化建设等工作，在推进政府改革等事务上投入相对较少。
南方周末：分析得出的结论有没有什么超出你们预期的？未来还打算在这方面做什么研究？
杨泽森：这篇论文主要还是印证了之前的一些猜测，把官员的激励动机和政府行为间存在的研究“跳跃”或者说黑箱弥补了一部分。通过对一个地方的深描来补充现有知识，但是由于只是基于一地数据的分析，所以结论会面临较大的局限性。
论文发表后，有研究官员注意力的学者联系我，觉得能不能把注意力和行为结合起来做研究，比如说官员关注的政策问题有哪些，而哪些被实际转化为履职行动，两者是怎样的关系。类似这样的方向是未来可以深化研究的。
文｜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